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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白鹿原》的创作手记

陈忠实

 

陈忠实,男,汉族,19426月出生,陕西西安市灞桥区霸陵乡西蒋村人。陈忠实于1965年初发表散文,《白鹿原》连载于一九九二年《当代》第六期和一九九三年《当代》第一期,一九九三年六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98年。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朱先生是这部长篇小说构思之初最早产生的一个人物。或者说,《白鹿原》的创作欲念刚刚萌生,第一个浮到我眼前的人物,便是朱先生。原因很简单也很自然,这是这部长篇小说比较多的男女人物中,惟一一个有比较完整的生活原型(即生活模特)的人物。

        朱先生的生活原型姓牛,名兆濂,是科举制度废除前的清朝最末一茬中举的举人。我在尚未上学识字以前就听到过这个人的诸多传闻。传闻里的牛先生是人更是神,他的真实名字民间知之甚少,牛才子的称谓遍及乡间。我父亲是牛才子的崇拜者。解放前后我刚刚能够解知人事的年龄,每年秋收时会收获很多包谷棒子,堆在大房的明间里,高过人头的一大堆,晚上看着昏昏暗暗的煤油灯,一家人围着包谷堆子剥包谷穗子上的黄皮,干不了多大一会儿我就打盹了。父亲便讲 《三侠五义》,讲《薛仁贵征东》,讲包文正刀铡陈世美,似乎都止不住我的瞌睡。父亲又讲牛才子的神话,说他站在院子里观测满天星斗,便能判定明年种何种作物,就会获得丰收;一个丢了牛的乡民求到他的门下,牛才子掐指一算,便指出牛走失后的方位,循此途径果然找到了牛。如此等等。我听得津津有味兴趣徒涨,忍不住连连发问。父亲也回答不了,只说牛才子眼力通天。这个带着神秘色彩的牛才子,从童年起便成为我一个永久性的生活记忆。

        我后来上了学,从小学念到高中毕业,接受的是新中国教育体制规定的内容,其中包括常识性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也包括无神论。从我粗浅的理论认识到心理感受的真实性上说,在高中时期就接受并信服了这些哲学观点,不仅不信神不信鬼,连掐八字算卦也觉得是毛鬼神的无聊瞎说了。这样,对于被父亲神化了的牛才子的那些传闻里的神秘色彩,很自然地就淡释了。我相信牛才子是一个学问家,因为文举人不是轻而易举可以获得的。在我的简单推理中,一个学问太高太深的牛才子,他的言论和行为,他对社会事象的看法和对日常俗事的判断,在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乡村人群的眼里,是很难被理解的。理解不了便生出神秘感,以致演变到神话,还有一个心理崇拜为基础。我在此前几十年里,没有搜集过牛才子的资料,更说不到研究,印象仍然停留在父亲所讲述的那个浅层面上。想来也很正常,到上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论,一波迭过一波的阶级斗争主导的各种运动,冲击撞荡得城市和乡村已无一寸安生之地的时候,牛才子不仅作为传闻已不合时宜,能不被拽出来再批判已属万幸了。“文革”初起大破“四旧”时,我听到一则传闻,牛才子的墓被红卫兵掘开,却发现墓道暗室用未经烧制的泥砖箍砌,使贫穷的生产队指望用挖出的墓砖砌井的打算落空。传闻又一次把牛才子神化了,说他死前就料定会被人掘墓,故意不用成砖而用未烧制的砖坯箍了墓室。我听到这个被传得神乎其神的事,信与不信已不在判断要点,倒是觉得颇富讽刺意味,掘墓鞭尸批判“四旧”的疯狂行动不仅没有达到批臭的目的,反而给沉寂多年的牛才子又添了一则神话。

        这是截止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白》书创作欲念萌发时,有关朱先生的生活原型牛才子的全部资料记忆。当这个人物成为《白》书构思里第一个浮出的形象时,我的畏怯心理同时就发生了,这个牛才子的影响太广泛了,我把他写得让人感到不像或歪曲怎么办?没有生活原型的人物尽由我去刻画塑造,读者尽可以指点写得好与不好,却不存在像与不像的事,而朱先生所依赖的牛才子的原型,就构成一个像与不像的很具体的压力,乃至威胁。揣着这样的畏怯心理,我走进蓝田县档案馆,怎么也料想不到的意外惊喜发生了,我借到手的《蓝田县志》,是牛才子牛兆濂先生作为总撰编写完成的,是蓝田县解放前最后一个版本的县志,也是牛兆濂谢世前的最后一部著作,由他挂帅和8个编者共同完成的一部完整的《蓝田县志》。

        且不赘述查阅这部县志的诸种收获,只说和牛才子相关的一件事,也是意料不及的重大惊喜。牛总撰编撰家乡《蓝田县志》的总体指导思想,是严格而又严密的史家笔法,一种纯客观的文字叙述,稍一触及便能感觉得到。我发现写到近代蓝田的史实时,尤其作为县志附录的“民国纪事”篇时,对县域境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在用客观的史家笔法记述之后,牛总撰加了几则类似于 “编者按”的小段文字,表述的是牛总撰自己对这些社会或生活事件的看法。读到牛总撰的这几则“编者按”式的附言,我兴奋得忍不住心颤,一个被神化了的牛才子剥除了神秘的虚幻的光环,一个活生生的可触可感的牛才子站在我的眼前。我可以感知到他眼里的神光,也能感知到他出气吸气的轻重缓急,以及沉静里的巨大愤怒。我感到我已切住了牛才子的脉象。我对以他为生活原型的朱先生写作的畏怯心理,就在这一刻被排除,涨起自信和强烈的欲望来。

        我后来还搜集到牛才子一些真实事件,其中对我震撼最大的一件事,是他联合了南方北方几位旧知识分子,在上海一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上发表抗日宣言 (他称日寇为倭寇),响应者众,可见他的影响绝不局限于关中。他不仅发言立誓抗击倭寇侵略,而且身体力行,要到山西中条山抗战前线去,走到潼关正待过黄河时,被部队派人力劝强拉回来。在民族和国家的危亡时刻,牛才子嫉恶如仇的骨气品格,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民间传闻里的神秘神话的色彩,已是荡然无存,一个铮铮铁骨的老知识分子,巍然如山立在我的眼前。我常常于傍晚时分站存,一个铮铮铁骨的老知识分子,巍然如山立在我的眼前。我常常于傍晚时分站在家门前的灞河堤岸上,眺望河北边七八华里远的一道黄土高崖,高崖下有一个小小的名曰新街的村子,是牛先生的生身和归葬之地。我和他的地理距离不过七八华里,一种天然的亲近把历史时序的距离缩小到几近于无,自然还在于崇敬仰慕基础上的心理贯通。

        牛才子是程朱理学关中学派的最后一位传人,对关学派的继承和发展有重要建树的一位学人。关学派的创始者张载,有四句宣言式的语录流传古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无论做学问,无论当官从政,这样的抱负和这样的胸襟,至今读来仍令我禁不住心跳血涌。从这四句语录就可以感知关中学派的精髓,也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我的灞河北岸的老乡党牛才子的精神内质了。我也就可以更切近地理解他冒着生命危险劝说企图反扑已经“反正”(辛亥革命)了的西安的清兵总督,也就理解了他以耄耋之躯亲赴抗日前线驱逐倭寇的举动。然而,到上世纪之初及至30年代,辛亥革命和共产党革命兴起的时候,关学派的某些具体理念的局限难以适应新的社会潮流,在牛才子身上也很难回避。他坐馆的曾经影响甚远的书院很快冷落,弟子走失,红火时曾有韩国留学生。先后有西安和蓝田两家新兴学校聘他为师,他都不能适应而告辞,回到书院编起了县志。我努力理解他在这个急骤的社会革命浪潮里的心态,他的超稳定的心理结构面临种种冲击时的痛苦,等等。

        我依牛先生为生活原型,创作了朱先生。朱先生已不再等同于牛先生。道理属于创作常识,前者是生活真人,后者是一个艺术形象;艺术形象从精神心理上已摆脱了生活原型的局限和束缚,给作者以再创造的绝对而海阔的自由空间,把作者的理解和体验浇铸进去,成为我的“这一个”。作者的理解和体验浇铸进去,成为我的“这一个”。

        对于朱先生这个人物,我的态度是不做任何注释,由读者和评论家去审判。这也不光是我对朱先生这个人物的态度,而是我对《白鹿原》小说里所有人物的态度,事实是,《白》书发表出版15年来,我基本不做作品人物的解释,只在对某一些访谈提问时偶有涉及。令我感佩的是,大量的评论文章对包括朱先生在内的几乎所有人物,都有甚为精到的解析和评说,有些甚至超出了我的期待。自然,也免不了一些令我意料不到的评论视角,包括个别误读,我基本能保持平静的心态,当做一种观点来看取,也有鉴示的意义。我在这里想说一下朱先生的“鏊子说”,算是坚守15年不做人物阐释的一次破例。

        我在蓝田查阅县志和许多史料时,看到一些老革命回忆当年 “农民运动”的文章,大为震惊。渭南地区的华县华阴县,是陕西农民运动的中心,运动开展的广泛程度和卷入的农户人数,当是北半个中国闹得最红火的地区,与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的“农民运动”遥相呼应。尚不属于渭南中心地区的蓝田县,绝大部分村子都成立了“农民协会”,建立了农民武装,包括地理上的白鹿原地区。我在中学语文课本上学习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更多地领受毛泽东看取这场运动的独立观点,以及他生动而雄辩的文字,至于那场“农民运动”本身,已经是遥远的过去,又是发生在遥远的南方。几十年后我突然感到一种切近的冲击,竟然忍不住心跳,就在我的生身之地白鹿原上,曾经发生过如此红火的乡村农民革命运动。

        我家住在白鹿原北坡根下,出门便上坡上原,我到原上蓝田辖区的集镇赶过集,到几个大村看过壮观的社火和秦腔戏剧演出,却从来没有听说过60年前那些大村小寨曾经发生过的轰轰烈烈的 “农民运动”。我在手抚那些资料时感慨连连,自言自语着一句调侃的话,渭南地区的农民运动就规模和人数而言,不比湖南差多少,只可惜没有人写出一篇类似毛泽东的 “报告”,竟然无声无息被历史淡忘了。这场运动骤起骤灭,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农民运动”遭到残酷的镇压,习惯上称为“还乡团”。报复性镇压的残酷性是不难想象的。《白》书写了这个过程。朱先生在他的白鹿书院里,也闻听到杀伐的声音,嗅到了血腥气儿,说了一句话,白鹿原成了一个鏊子啦。正是朱先生的这句“鏊子说”,发生了一些误解和误读。恕我不再重复赘述那些误读误解的话。

       “鏊子”,是朱先生面对白鹿原上“农民运动”被残酷镇压时的一个比喻。鏊子是北方乡村烙锅盔烙煎饼的铁质炊具。我在写到朱先生面对原上正在发生的“还乡团”的报复事件时,很自然地让他说出这个比喻来。或者说,是我意识里的朱先生自己说出的这个颇为形象的喻体。我在上一章里谈到,我以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把握我正在写作的各个男女人物,朱先生是我体验较深也自以为把握较准的一个重要角色。以他的文化所架构的心理形态,面对白鹿原上“农民运动”骤起骤灭的现实,说出“鏊子”的比喻,表示着他的看法和判断,这是作者我所严格把握的朱先生这个人物角度所决定着的,更是他独禀的心理结构所主导着的性格化语言表述方式,形象也含蓄。

        这里有一个常识性的界线,作品人物对某个事件的看法和表态,是这个人物以他的是非标准和价值判断做出的表述,不是作者我的是非标准和意义判断的表述。作为作者我的写作用心,说明了只有一点,努力把握各个人物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才能把握住他们不同的角度,才可能写出真实的性格差异来。这些人物对同一事件大相径庭的判断和看法,只属于他们自己,而不属于作者。读者可以审视、评点作者对各个人物把握得准确与否。只有准确了才能谈到合理,才能谈到真实,也才可能进一步谈到人物的深度和典型性。如果连最基本的准确都做不到,就无合理和真实,更遑论人物的深度和典型了。读者和评论家可以严格挑剔朱先生等人物的刻画过程里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包括他的“鏊子说”,是否于他是准确的和合理的,而不应该把他的“鏊子说”误认为是作者我的观点。再,朱先生的“鏊子说”,错了对了或偏了,更具体点说,是对“农民运动”和“还乡团”报复行为的大是大非的判断是否正确,即使如此,也是属于朱先生的判断,不是作者我的判断。单就“农民运动”这个事件,《白鹿原》里不同的人物都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判断,革命者鹿兆鹏自不必说,田福贤等从根本上就说成是“共匪”煽动的作乱。如果把朱先生的“鏊子说”可以看成是作者观点的糊涂,同样可以类及田福贤的反动观点给作者,鹿兆鹏的革命观点也应该是作者的。这种常识性的笑话,我在写作过程中是丝毫也不曾预料得到的。

        某些不了解创作的人对朱先生的“鏊子说”发生误读以致指责,我都以平静的心态表示理解。我还听到行家指点说作者缺乏智慧,为什么要让朱先生说出“鏊子”这样的比喻来,让朱先生换一种说法不是不惹事吗,等等。我有限的智慧只把握到朱先生的“鏊子说”才合他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只有他才能说出“鏊子”的比喻体。如果会料到惹事的后果,进而让朱先生说出别一种不惹事的话来,那么朱先生的面目就会是另一番景象了。这样一来,作者有限的智慧不仅专注不到人物的准确把握上,反倒耗费到如何逃躲误读的机巧上去了。把智慧耗费到机巧上,且不说合算不合算,恐怕创作都难以继续了,如果还有作家的道德和良知的话。

        一部二十多卷的县志,竟然有四五个卷本,用来记录本县有文字记载以来的贞妇烈女的事迹或名字,不仅令我惊讶,更意识到贞节的崇高和沉重。我打开该卷第一页,看到记述着××村××氏,十五六岁出嫁到×家隔一二年生子。不幸丧夫,抚养孩子成人,侍奉公婆,守节守志,直到终了,族人亲友感念其高风亮节,送烫金大匾牌一块悬挂于门首。整本记载着不同村庄不同姓氏的榜样妇女,事迹大同小异,宗旨都是坚定不移地守寡,我看过几例之后就了无兴味了。及至后几本,只记载着××村××氏,连一句守节守志的事迹也没有,甚至连这位苦守一生活寡的女人的真实名字也没有,我很自然地合上志本推开不看了。就在挪开它的一阵儿,我的心里似乎颤抖了一下,这些女人用她们活泼泼的生命,坚守着道德规章里专门给她们设置的“志”和“节”的条律,曾经经历过怎样漫长的残酷的煎熬,才换取了在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可悲的是任谁恐怕都难得有读完那几本枯燥名字的耐心。我在那一瞬间有了一种逆反的心理举动,重新把“贞妇烈女”卷搬到面前,一页一页翻开,读响每一个守贞节女人的复姓名字——丈夫姓前本人姓后排成××氏,为她们行一个注目礼,或者说是挽歌,如果她们灵息尚存,当会感知一位作家在许多许多年后替她们叹惋。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的阅览过程里头昏眼花,竟然产生了一种完全相背乃至恶毒的意念,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这时候浮上我的心里。在彰显封建道德的无以数计的女性榜样的名册里,我首先感到的是最基本的作为女人本性所受到的摧残,便产生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者叛逆者的人物。这个人物的故事尚无踪影,田小娥的名字也没有设定,但她就在这一瞬间跃现在我的心里。我随之想到我在民间听到的不少荡妇淫女的故事和笑话,虽然上不了县志,却以民间传播的形式跟县志上列排的榜样对抗着……这个后来被我取名田小娥的人物,竟然是这样完全始料不及地萌生了。

 

 (电影《白鹿原》,张雨绮饰田小娥)    

我住在蓝田县城里,平心静气地抄录着一切感兴趣的资料,绝大多数东西都没有直接的用处,我仍然兴趣十足地抄写着,竟然有厚厚的一大本,即一个硬皮活页笔记本的每一页纸抄了正面又抄背面,字迹比稿纸上的小说写得还工整。我说不清为什么要摊着工夫抄写这些明知无用的资料,而且显示出少见的耐心和静气,后来似乎意识到心理上的一种需要,需要某种沉浸,某种陈纸旧墨里的咀嚼和领悟,才鞥能进入一种业已成为过去的乡村的氛围,才感应到一种真实真切的社会秩序的质地,在我幼年亲历过的乡村生活的肤浅印象不仅复活了,而且丰富了。

       我在这一年还写着中篇和短篇小说。在查阅县志和写作的间隙里,穿插着对我生活的这个村庄历史的了解。我找了村子里几位是我爷辈的老汉,向他们递上一支雪茄烟,或在他的家里,或在我的刚刚启用的写作间里,我让他们讲自己所记得的村子里的事,记得什么便讲什么。许是年岁太大记忆丧失,许是耽于种种顾虑,谈得很浅,可以想到不是害怕已经逝去的歪人劣事,而是怕得罪他们活在村子里的后人。然而也不是没有收获,我和近门的一位爷爷交谈时,把范围缩小到他和我的这个陈姓的门族里。他约略记得也是从老人嘴里传下来的家族简史,到他和我的这个陈姓的门族里。他约略记得也是从老人嘴里传下来的家族简史,这个门族的最早一位祖先,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在他手上,先盖起了这个陈姓聚居的村庄里的第一个四合院,积累囤攒了几年,又紧贴在西边建起了第二个四合院,他的两个儿子各据一个,后来就成为东门和西门。我是东门子孙无疑。到我略知火烫冰寒的年纪,我的东门里居住着两位叔父和我的父亲。西门人丁更为兴旺,那个四合院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八家院,这位说话的爷就是西门的。东西两门后来再未出现过太会经营治家的人,因为后人都聚居在这两个四合院里,没有再添一间新房,也无人迁出老宅,直到1949年解放。我在弄清家族的粗略脉络之后,这位爷爷随意说出的又一个人令我心头一颤。他说他见过我的曾祖父,个子很高,腰杆儿总是挺得又端又直,从村子里走过去,那些在街巷里在门楼下袒胸露怀给孩子喂奶的女人,全都吓得跑回自家或就近躲进村人的院门里头去了。我听到这个他描述的形象和细节,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激动和难以抑制的兴奋。此前我已经开始酝酿构想着的一位族长的尚属模糊平面的影像,顿时注入了活力也呈现出质感,一下子就在我构想的白鹿村的村巷、祠堂和自家门楼里踏出声响来;这个人的秉赋、气性,几乎在这一刻达到鼻息可感的生动和具体了。也就在这一刻,我从县志上抄录的《乡约》,很自然地就融进这个人的血液,不再是干死的条文,而呈现出生动与鲜活。这部由吕氏兄弟创作的 《乡略》,是中国第一部用来教化和规范民众做人修养的系统完整的著作,曾推广到中国南北的乡村。我对族长这个人物写作的信心就在这一刻确立了,至于他的人生际遇和故事,由此开始孕育,骑自行车或散步,吃饭或喝茶,在村长赐给我的二分地上锄草、培土和浇水,或在小院里栽树植花,只要是一个人独处而又不着纸笔的时候,白嘉轩这个族长的形象就浮现出来,连同他周围的那些他喜欢的敬重的或讨厌的不屑的人,逐渐清晰起来丰满起来,故事也就单线条到网络似的复杂起来,竟有两年多时间,一个怀得过久的胎儿。

        我在断断续续的两年时间里,进入近百年前的我的村子,我的白鹿原和我的关中;我不是研究村庄史和地域史,我很清醒而且专注,要尽可能准确地把握那个时代的人的脉象,以及他们的心理结构形态;在不同的心里结构形态中,透视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多重架构;更具妙趣的是,原有的构思遭遇新的理念新的价值观道德观冲击的时候,不同心理结构的人会发生怎样的裂变,当这个或欢乐或痛苦的一次又一次过程,铸成不同人物不同的心灵轨迹,自然就会呈现出各个人物的个性来……我对以西安为中枢神经的关中这块土地的理解初步形成,不是史学家的考证,也不是民俗学家的演义和阐释,而是纯粹作为我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个子民作家的理解和体验。我把这种理解全部溶注到各色人物中,几乎在此前(小说写成前)没有做过任何阐述和表白。到1990年初,在中断了半年写作,而重新进入写作氛围之时,我为我的家乡一本《民间文学集成》作的序文中,第一次比较透彻或直率地袒露了我对关中这块土地的理解和体验——“作为京畿之地的咸宁,随着一个个封建王朝的兴盛走向自己的历史峰巅,自然也不可避免随着一个个王朝的垮台而跌进衰败的谷底;一次又一次王朝更迭,一次又一次老皇帝驾崩新皇帝登基,这块京畿之地有幸反复沐浴真龙天子们的辉光,也难免承受王朝末日的悲凉。难以承继的封建王朝的帝君们无论谁个贤明谁个残暴,却无一不是企图江山永固万寿无疆,无一不是首当在他们宫墙周围造就一代又一代忠勇礼仪之民,所谓京门脸面。封建文化封建文明与皇族贵妃们的胭脂水洗脚水一起排泄到宫墙外的土地上,这块土地既接受文明也容纳污浊。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在严过刑法繁似鬃毛的乡约族规家法的桎梏之下,岂容哪个敢于肆无忌惮地呼哥唤妹倾吐爱死爱活的情爱呢?即使有某个情种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唱出一首赤裸裸的恋歌,不得流传便会被掐死;何况禁锢了的心灵,怕是极难产生那种如远山僻壤的赤裸裸的情歌的。”

        这应该是我正在写作《白鹿原》时的最真实的思绪的袒露。我的白嘉轩、朱先生、鹿子霖、田小娥、黑娃以及白孝文等人物,就生活在这样一块土地上,得意着或又失意了,欢笑了旋即又痛不欲生了,刚站起来快活地走过几步又闪跌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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